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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9:中國、印度、埃及、韓國,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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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獨立、阿拉伯之春、庫德族獨立、伊斯蘭國問題……
一切的理論和歷史,都從1919年、無可迴避的「威爾遜時刻」開始。

  威爾遜式國際性主義,共產黨式國際主義,在1919年就展開對決,
  直到今天。
  不想要達爾文的殘酷競爭,
  就接受威爾遜世界的理想平等。
  
  加泰隆尼亞、庫德族人、台灣、蘇格蘭、北愛爾蘭、威尼斯(意大利北部聯盟)獨立運動,近期這些遍布全球的獨立運動風起雲湧,在國際關係領域,它們共同的理論根基是什麼?歷史起點又在哪裡?
  
  答案是1919年——國際關係領域中無法迴避的「威爾遜時刻」。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14點和平原則,主張殖民地有權追求獨立、自由和權利,而從帝國手中解放出來。
  
  關於1919年國際社會的西方書寫中,焦點全部是在巴黎和會,也全部側重於強權之間的交易、歐美諸國(談判主角)的各自優先事項,並藉此重建以西方為中心的一戰之後的國際秩序。然而,本書力圖去掉歐洲中心論的濾鏡,給1919年的國際世界重新打上燈光。在1919年,從埃及、印度、中國和韓國等殖民地世界中所浮現的歷史,存在一個「威爾遜時刻」。也就是威爾遜總統的主張,強調無論大小,人民都有權利以自決的方式建立民族國家。
  
  威爾遜因此代表了一個正面的、理想化了的美國形象。而1919年,意味著一種國際關係的轉換,從「舊世界」過渡到「新世界」,從帝國的時代過渡到民族國家的時代。當他發表「十四點和平原則」並決定親自前往歐洲時,他似乎已經準備好要把世界帶往國際事務的新時代。
  
  本書講述了四個新崛起的國家對「威爾遜時刻」的回應。印度、埃及、中國、韓國,這四個國家的精英,以新興的民族認同的概念去推動自己的主張,尋求自決。一九一九年春,幾乎在這四個社會中同時爆發了反帝抗爭:中國是五四運動,印度是甘地的非暴力抵抗運動,埃及是一九一九年革命,韓國是三一運動。
  
  1919年,甘地還堅定地支持印度留在大英帝國內,為什麼到了1920年便發對,並發起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?中國的五四運動背後,列寧和威爾遜誰的影響比較大?為什麼在追求民族自決的道路上,列寧取代了威爾遜的位置?中國的五四運動實際受了韓國的三一運動的影響,你知道嗎?本書講述了李承晚、胡適、顧維鈞、甘地、札格廬勒的故事,這些精彩的反殖民民族主義分子的故事,穿插在1919年春天爆發的這些大型抗議運動之間,並在觀念和歷史的國際脈絡中演進。
  
  以往中國近代史對五四運動的解釋,只是簡單提及它由巴黎和會的失敗所引發,迅速把矛頭指向反帝。卻很少討論它的意識形態來源(恰恰也是帝國主義),更不大提及它是全球大潮在遠東礁岸的餘浪,內部讀者幾乎不知道五四運動有如此廣深遠泛的國際脈絡。
  
  然而,「威爾遜時刻」最終以羞辱性的崩解告終,其承諾逐漸消退,帶來痛苦的幻滅。但,即便如此,1919年開啟了國際關係中「威爾遜世界」之門,組建的國聯演化成後來的聯合國,達爾文式的國際秩序逐漸讓步給以法律、條約所維繫的世界新秩序,大量民族國家從帝國中解放,逐漸獨立自主,而這波民族國家誕生的潮流一直延續到今天還沒有終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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